《白面儒冠：前现代中国的男性气概》，宋耕著，上海书店出书社，2025年6月出书，360页，88.00元

在连年来的中语互联网宇宙，“阳刚”话语被一次次重置：从热点视频中的铁血瞎想，到本钱收效学里的强势口吻；从“少年感”的妆造，到“硬核科技”的修辞——看似各说各话，其实都在争论一个问题：谁有权界定“何为男东说念主”？那么，逸想中的中国男性到底是怎样的？是“高富帅”“小鲜肉”，如故“利弊总裁”“经济适用男”？推行中的中国男性又是什么样的？“直男癌”“娘炮”如故“普信男”？这些都触及一个基本问题：有莫得（以及什么是）中国式的男性气概？脱口秀演员张骏前不久戏弄，“直男癌”的早期症状是“直男炎”，主要症状等于老发炎（言）。是以，出书一册对于中国男性气概的竹帛，不仅需要深厚塌实的学术功底，更需要直面“拳”打脚踢的勇气。

濒临新近译介的《白面儒冠：前现代中国的男性气概》，我仿佛掀开了一幅绵密的“性别-职权”图谱。这部专著以“才子”这一颇具文化意蕴的男性形象为中心，在职权与审好意思的交汇中重建了古代中国男性气概的谱系。作家领导咱们：男性气质从不是资质实质，而是由礼法、文本、舞台与职权共同“坐褥”的。领会了“才子”作为男性气质正当形象的历史根源，咱们也就更能读懂当下中国男性对自体态象的慌乱：它并非说念德真谛之争，而是职权话语与规训安设的位移。咱们应该念念考的不是谁够不够男东说念主，而是谁在形塑“男东说念主”。

“白面儒冠”的谱系

当先，何为“白面儒冠”？其并非当然存在的东说念主群，而是在元明清的“爱情叙事—戏曲舞台—市民审好意思”三者交汇中建构而成的类型化男性。所谓“阴柔”并非粗浅的“欠阳刚”，而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中经由职权与礼法锚定的一种合理化气质。作家梳理了“小生”连年来在中西语境中遭到误读并被贬称为“娘炮”的进程，强调只消从其生成环境开赴，智力领会纤弱肉体怎样成为文化正当的“男性好意思”。如《西厢记》中的张生等典型形象所代表的，“白面儒冠”既是才华横溢、外貌妩媚而近女性之姿，又隐含着“情逾骨血而易受挫”的本性。

《新校注古本西厢记》明万历四十二年王氏香雪居刊本

接着，作家延续福柯式的谱系学考虑方法，追想白面儒冠的历史踪迹。从屈原以“香草好意思东说念主”自喻的“自伤其身”到唐别传的女装英豪，再到元杂剧小生声腔最终定型。这种肉体政事指向的是帝国职权链上阴阳位置的流变：归拢主体在不同关系中不错切换位置，能臣遇到皇权时可朝上为“阴”，向下为“阳”，这也提供了解说前现代体裁中男性“女口奏章”时局的痕迹。作家进一步指出，西方殖民话语把非西方男性塑形成女性化他者，然则在中国传统中，阴柔并不虞味着失权，反而与文才与品德相接，这为后文质疑“男性危急”提供了历史参照。

作家借助福柯的肉体政处置论指出，宋代以后科举轨制与儒家礼节共同塑造了一种背叛的男性肉体，清癯、白嫩、温润成为才子形象的主流象征。轨制与礼节不仅表率东说念主们的言行，还将东说念主的肉体塑形成可度量、可照料的“背叛肉体”。这种肉体既是墨客道（能写会吟）的物资载体，亦然将德行内化为肉体惯习的要紧机制。作家强调，这类肉体技巧的背后是政事-职权的推论，与西方常见的通过体育磨练强化肌肉的阳刚模式不同，这种“背叛”体现了将学识与良习内化的阳刚形态。

为什么在中国前现代体裁中，被西方视角视为“女性化”或“非典型”的“白面儒冠”形象，能被原土文化粗鄙吸收为恣意英豪与男性气质的逸想典范？“才子”并非阳刚的对立面，而是一种被科举、礼节、文本与舞台行当共同“坐褥”的正当男性气质。“白面儒冠”的气质既不是纯正的反叛，也不是被迫的背叛，而是在职权的场域内坐褥，在叙事的破绽里周旋。不外，才子气质的“造反性”恰正是其“被规训性”的最高体现。它是一种在文化规训里面开采出的身份与说念理再阐释的“第三空间”（霍米·巴巴）。文东说念主阶级通过主动拥抱“脆弱”，将职权结构的压迫编削为文化本钱的积聚，在象征层面竣事对职权的“柔弱制胜”的同期也完成了其自身的献祭。这种战术既深刻受制于时期规训，又精通着主体性的微光，正是前现代中国文东说念主精神宇宙的复杂缩影。

重估“霸权男性气质”

一直以来，存在一种“东方须眉=柔弱/阴性”的西方瞎想。华侨男演员尊龙主演的电影《蝴蝶君》是一典型。电影敷陈了法国社交官高仁尼与中国男旦宋丽玲之间的情愫纠葛。高仁尼对宋丽玲的洗浴等于典型的东方主义幻想——他将宋丽玲视为一个艰深、背叛、充满他乡风情的他者，并试图通过占有“她”来中意我方的男性骄气和殖民守望。然则，宋丽玲非但不是高仁尼瞎想中的“蝴蝶夫东说念主”，反而是一个具有广泛主体性的造反者，他应用了高仁尼的东方主义偏见，最终反噬了高仁尼。与电影一样，《白面儒冠》一样酬谢了西方对中国男性“阴柔化”的东方主义凝视与瞎想。

本书的最大孝顺在于挑战了将西方霸权男性气质（hegemonic masculinity）视为普适范式的倾向。“霸权男性气质既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它是一定历史时刻、一定潜入形态的产物，并为父权制和男性在社会中的主导地位服务”。西方表面将男性气概建构在“男性/女性”及“反女性”的二元鉴别上，而作家指出，前现代中国的“才子阳刚”并非“未达方向男性”，而是在阴/阳职权链和文/武谱系中自洽、具有政事和审好意思正当性的男性范型。男性气概的中枢不是肌肉，而是文华与德行，这一发现为男性考虑提供了去中心化的东方教训。

西方表面将一个社会中的男性气质区分为“霸权”“隶属”“角落”三个类别，男性特色的控制性界说是四条“英雄守则”：拒却女性化，作念个大东说念主物，管控心情，冒险性与紧迫性。本书并非一概申辩这一框架的解说力，而是通过前现代中国的性别话语（尤其“阴/阳”与“文/武”），对它作念必要的“去多数化”处理：在传统中国，“阴/阳”并非“男/女”的粗浅对译，而是职权位置的可变关系项；归拢主体在不同职权关系中可处于阴位或阳位，故而“性别”的政事性常常先于并压过“性”的二元刻写。正如书中所引文件指出的，“在中国，性别象征常常是等而下之的，更要紧的原则来自说念德和社会生涯”。“英雄守则”并非男性气质的“常量”，“柔弱—厚情—可伤”也可在特定文化政事中成为被嘉许的须眉气，仅仅其正当性不源于“阳刚实质”，而是来自职权的编排神态。

由此不错得出几条要道修正：其一，前现代中国并不以“男/女—异/同”为二元来组织社会象征秩序，许多局面中“性别变装”盲从于支属、年事、地域、品级等更高阶的社会原则。作为西方性别话语和整个这个词象征系统中枢不雅念的男/女二元分野，对前现代中国社会并作假足适用。其二，作为“逸想男性肉体”的“消瘦/柔敏”并非对阳刚的背反，而是与“文”之职权、教训与墨客道深度耦合的肉体身手，福柯式“驯顺的肉体”在此得到了在地化阐释。其三，既然“阴/阳”是职权关系学，那么“同-异”之分无法像现代西方那样，与“男-女/阳-阴”沉静对位。这也解说了为何中国体裁中的柔好意思男体既可入异性恋的“才子-佳东说念主”叙事，又能与男-男情欲的修辞相互通气，而无须立即触发“去男性化”的处分机制。

电影《蝴蝶君》中宋丽玲的“女性化”扮演，并非其男性气概的缺失，而是一种战术性的性别扮演，用以应用西方男性对东方女性的幻想和对自身男性气概的过度自信。而《白面儒冠》为咱们领会宋丽玲这种“阴柔”外在下的复杂男性气概提供了表面基础。宋丽玲的“阴柔”与“才子”的文弱有不谋而合之妙，它们都挑战了西地契一的男性气概标准。作家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才子”的领会阐明了男性气概并非只消一种“阳刚”的模式，而宋丽玲的形象则进一步将这种“阴柔”的男性气概推向极致，并赋予其反殖民、反霸权的政事说念理。宋丽玲应用西方对东方“阴柔”的刻板印象，收效地诳骗了高仁尼，最终使其男性自重透彻崩溃。这标明，在某些文化语境下，看似“脆弱”或“阴柔”的男性特色，反而可能蕴含着广泛的力量和颠覆性。

电影《蝴蝶君》海报

另外，本书探究了男性同盟与英豪义气的叙事机制，从《水浒传》《西纪行》等英豪演义到史传叙事中“刚直-共谋”的模式，揭示男性之间的情愫是怎样被政事化和雪白化为忠义的。这种同盟与日本幕府时期的“众说念”有共通之处，二者都是精英男性圈层内的亲密关系。书中探究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同性社交渴慕”（homosocial desire），指出男性之间的深厚神思以及一定进度的肉体亲密，是与至心、信任和情愫交付相预料的。而日本的“众说念”文化则将这种同性关系轨制化、典礼化，并赋予其武士说念精神的内涵，强调主公与“小姓”（大名身边的年青侍童）之间非常存一火的至心和情愫纽带。两者都体现了非西方语境下男性气概的复杂性与多元性，展现了男性气质在不同文化中不错有霄壤之别的清晰景观和价值评判。不管是“才子”的文华风致，如故“小姓”的至心服侍，都阐明了男性价值的竣事路线并非只消武力降服或经济收效，还不错通过文化教诲、情愫连结和个东说念主魔力来体现。固然，“才子”的“温润之身”是被轨制制造出来的“背叛肉体”，大名与“小姓”的亲密关系也不是轻易之爱，而是被武家里面的东说念主事编制与礼节标准严格扫尾。双方都在把少年之身社会化、功用化：一边是会吟会写的“文身”，一边是能侍能战的“武身”。

将男性考虑纳入性别考虑

“性别考虑”耐久存在被狭义化为“只考虑女性”的倾向，这种局限不仅让男性处于“不行触碰的中心”，也在学理上保密了性别职权在不同主体间的轮回、流变与再坐褥。本书的另一大孝顺就在于松懈了这种窠臼。女性主义既提供了考虑男性气质的语境，也领导咱们必须把“男东说念主”再行放回其被规训、被叙述、被守望形塑的“性别化位置”之中（而非无性别的“多数东说念主”）。正如书中援用的特尔玛·芬斯特（Thelma Fenster）的不雅点：“女性一直被看作是具体的、在地的存在，而男性则遥远不行触及，享有那位少许现身且难以接近的‘天父’的特权。由此，女性主义可能不测中强化了那种把女性置于次等地位上的二元鉴别。”

“女性主义与后殖民主义和马克念念主义来因去果的念念维神态都是顾问那些被压迫的、被角落化的少数群体。因而从这个角度看，性别考虑等于要去摆脱女性。这固然是没问题的。但是，这种性别话语亦然一把双刃剑。”在中国史学与体裁考虑的场域里，把性别考虑等同于“内闺-家私”的女性史，尤易形成盲点。作家征引曼素恩（Susan Mann）的不雅点指出，由于中华帝国晚期的强性别鉴别，诸如官僚、科举、书院、会党、商贸等“寰球”规模险些都由男性与男性关系组成，若仍把性别考虑限于“妇女/家务”，反而会失去对“男东说念主如安在男-男关系中被组织与守望”的基本追问。正是在这一说念理上，本书以“才子”这一体裁-文化安设为轴心，展示了文本、肉体、情欲与职权怎样共同坐褥出一种可见却脆弱的男性体态，从而把“男性也被性别化”的问题置于中国教训的缜密纹理中加以辨析。这一视角使性别考虑信得过回到“关系的政事”，顾问的不仅仅从女东说念主到男东说念主的对象转变，而是从“非问题的男性”转向“问题化的男性”。

通过将男性考虑“纳入”性别考虑，《白面儒冠》把以往被作为“无性别的默许东说念主类”的男性，再行放回性别关系的互动场，让其可见、可分析、可相比、可对话、可协商。这与当下女性主义东说念主群常用的“纳入式”话语不错组成一个兴致的对照。亲密活动中的“纳入/受纳”在教训上常常奉陪主动/被迫的非对称性，而学术上的“纳入”应当有鉴于此，不是把男性置于新的中心，更不是以“主动者”的口头再坐褥父权，而是让不同性别与取向的位置相互可交换、可谛视。因此，这一双照不错匡助咱们领会“把男性放回性别”的必要性，同期也领导咱们：信得过灵验的“纳入”，不是把谁“插回中心”，而是重写疆域——让多元主体在归拢张舆图上以非控制的神态定位和对话。

在地化的学术阐释

无法撇开西方表面，但又要强调在地化常识和体验，一直是区域文化考虑的一浩劫点。诸如“潜入形态”“主体性”“男性气质”等术语自身都带有发蒙-现代性的历史尾迹，将它们用于前现代中国须严慎校准适用规模。这份方法论上的克制，使这本书中每一次与西方表面的“对话”都不是对后者的粗浅套用，而是“以彼不雅此、以此反不雅彼”的双向改革。作家并未照搬福柯、巴特勒等西方学者的表面，而是将其作为“阅读战术”用以解读中国材料，同期警惕主张的文化来源。他用阴/阳—文/武框架再行阐释性别与职权，把区域性材料的解说力推到了表眼前沿，这一方法论上的自愿，幸免了表面帝国主义，同期也为场合性常识的调动迈出了宝贵的探索步调。

一样难能贵重的是，作为一册二十年前在国出门书的竹帛，其中枢洞见对于领会现代中国与宇宙如故有劲，以下试举几例：

其一，性别气质是多元且分层的，刻下宇宙一样存在“霸权”“隶属”“角落”的三分，仅仅“霸权阳刚”不再只消武力/刚猛一种面目；它可能是国族叙事里的铁血话语、本钱话语里的收效学、科技语境里的民族主义，等等。“秀肌肉”仅仅其中一种外不雅，以技巧、照料、话语扫尾竣事的“阳刚”一样粗略占据霸权，举例科技职责者、高技术企业就时常被纳入技巧民族主义的象征链：感性、千里稳、攻坚克难、公而忘私。这里的“霸权阳刚”不像肌肉那样可视，而是被父权制以常识—系统—效果的“技巧气质”统摄，同期与民族主义瞎想缔盟，以得到文化正当性。

其二，“文/武”与“阴/阳”的相对位置并非来自性别，而是职权建构的产物，移动到今天，等于话语权的位势切换，谁掌控叙事、谁能上热搜、谁能把形象变现，就能处于“阳位”；而在监管、平台或资方眼前，再“强”的个体也会转入“阴位”。韩流偶像的“白净、纤细、少年感”，靠锻练生体系、镜头言语、妆造与舞台程式被沉静复制，颜值与身体照料、舞台走位与镜头“握点”等共同把“可欲、可控、可奢侈”的肉体作念成标准件。

其三，“反叛与收编”的轮回不仅出现在古代的才子佳东说念主演义里，当下好多蓝本非主流的性别形象也会被营业与主流叙事吸纳、净化，变成可被销售的立场或“国风”的资源。固然，从微不雅视角来看，前现代的“礼—法—科举”与行会/系族汇集，是“文弱之身”的规训安设；而今天，对男性气质的规训常由平台限定、营业代言、公论通顺发动。安设变了，肉体与好意思学的“驯化”神态也就不同。

不外，尽管《白面儒冠》用阴/阳位置解说性别推论与职权关系的远程值得细目，然则这一主张高度概括，在具体文本中可能存在过度阐释的可能。比如某些体裁文本的肉体呈现可能更多由文类表率，而非职权结构主导。此外，作家聚焦体裁作品中的男性形象，但较少引入女性读者和作家的视角。才子佳东说念主演义中，佳东说念主的审好意思偏好与情愫抒发理搪塞才子形象的塑造起到要紧作用；女性书写怎样评价阴柔男性，也值得纳入分析。若能加多上述女性主体的参与，也不错幸免男性考虑再次将女性角落化的风险。

古代性别气数落题确现代回响

笔者少年时曾以“谦谦正人，温润如玉”作为我方的东说念主生信条，然则干与职责、走入社会之后，不得不吸收职权与公论的各式形象规训而不断进行疾苦的调适。正如本书开篇援用的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话，“体裁不是任何东说念主迥殊的而是整个东说念主分享的领地”，那么性别话语一样也应当如斯。在职权与情愫、文与武、阴与阳的六合间，咱们需要的不是单一的“好女东说念主”“好男东说念主”摹本，而是领会并尊重相互相反的温润目光。这本书如归拢面镜子，照射出中国文化中多元的男性快意，也照见咱们每一个东说念主内心脆弱却顽强的自我。

在看见自我的同期，本书还给咱们提供了看待他者时的批判视角。正如明清演义中情与礼的冲突常以“反讽—颠覆—收编”的三段式完成，才子佳东说念主戏剧常以私交抵牾礼教起事端，终又因功名确立而归入秩序。讴歌私交的文本对正宗阳刚组成好意思妙挑战，但最终通过功名而被正宗收编。父权制的一个精熟之处在于，它允许局部反叛以督察总体秩序。就像本文着手的脱口秀场景，现代性别公论里许多“看似摆脱”的立场与标语，荒谬容易被市集或主流话语吸纳为可销售、可动员的“新品类”，形成“快反叛、快收编”的轮回。对这种轮回的警惕与识别，亦然本书对当下性别议题提供的要紧方法论启示。

进一步说，既然男性气概不是当然物而是职权之建构，循着这一王人径伸开，当下所谓“厌女／厌男”的相互攻讦并非两性矛盾的真相，更非“天性”之争，而是父权制职权安设看似不测、实则特意的副家具。换言之，男东说念主与女东说念主是受到归拢套肉体政事搬弄的，咱们共同的敌东说念主是那套让性别成为控制链条的职权自身。正如玛丽亚·米斯在《父权制与本钱积聚：国际管事单干中的女性》一书中指出的尊龙凯时(中国)官方网站，女性和男性并非受害者和无赖的关系，对于父权制的建构与巩固而言，整个东说念主都可能难辞其咎。若是将“两性对立”叙述成“被性别化的女性对无性别的男性开战”，也许是变相地为父权续命。父权制是一个广泛的链条，每一册书、每一次发声、每一次活动都像是在远程松动链条上的某一个要领，直到它最终断裂。咱们并不知说念东说念主类下一步将走向何方，但咱们不错细主张是，东说念主类不错在打碎这些枷锁之后赓续前进。